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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长期停滞 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新常态

点击: 1  编辑:yabo亚博登录-主页 时间:2020-08-24

这个词 的速记符号,就是 图3中 的这个样子。她用这个符号提出一个可能 的复苏轨迹。  图3 回不到原点 的复苏轨迹  我借鉴这个图形 的用意是 什么呢?从全球经济来看,我们不会期望一个V字型复苏。经济衰退非常快,但是 复苏 的时候会十分慢,以至迟迟不能复苏,至少在底部 的时间会很长。  我们假设它是 一个U字型 的复苏。然而,可能复苏在半路上就夭折了,经济增长不会回到疫情之前 的原点上,由此开启一个更新 的常态。我想这种情形很可能会发生。  我们根据非常浓缩 的历史经验,所有 的经济发展长期趋势,本来都是 渐变而缓慢 的,然而,一个突发事件 的出现,会诱导出一个突然 的加速,渐进性由此变成突变性。全球逆全球化 的趋势以及实体经济长期停滞 的状态,很可能因为这次新冠疫情而加速、加重、加深。同时,我们也知道因为供应链断裂乃至脱钩 的问题,特别是 涉及到一些所谓国家安全、健康安全等,或者与有意打压竞争对手和遏制中国发展相关 的恶意脱钩,都会导致世界经济 的复苏将在一个更恶劣 的环境中。  因此,全球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深重。这是 我们所处 的一个基本 的背景和外部环境。  再来看中国经济状况。我们当然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然而更深层 的背景是 我们自己 的长期变化趋势。中国也在发生老龄化,而且这个老龄化更严峻一些,因为我们叫做“未富先老”。  “未富先老”、世界最大规模 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 的老龄化速度,构成我们未来一段时间 的重要国情,也是 制约经济发展 的最重要因素或者基础因素。  一般来说人口 的变化会经过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转折点是 劳动年龄人口从增长到萎缩。这个年龄组人口很重要,因为这部分人增长快、规模大 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生之者众、食之者寡 的人口结构,这是 生产型人口。如果这个年龄组人口增长到了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正如中国2010年发生 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就会影响到国家 的GDP潜在增长能力。  首先是 劳动力短缺,其次是 新成长劳动力减少以后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第三是 资本替代劳动力速度过快导致资本报酬递减,最后是 可供转移 的农村劳动力少了,转移速度慢了,导致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善速度下降,生产率则不会像过去那么快提高。  这些因素放在生产函数里,就会得出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 的结论。这是 发生在2010年 的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由正转负造成人口红利消失(图4)。  图4 中国人口 的两个转折点  过去我们没有关注 的是 ,可能还有第二个人口 的转折点,就是 总人口增长 的从正到负。根据现在大家 的预测,大约在2025-2030年之间,中国总人口到达峰值。这不是 我做 的预测,而是 大家有不同 的估计,大体上就会落在这个区间。早也好,晚也好,肯定要到来,而且不会太久。因此我们说很快就面临着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就是 总人口增长 的转折点从正到负。这个转折点带来 的是 什么呢?我看了很多国家 的经验,比如世界上目前人口负增长 的主要国家有20个。这些人口负增长 的国家与同等发展水平阶段上 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表现一定是 差 的,这是 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人口增长从正到负 的那个年份前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 的大幅度下滑。  总体来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和潜在增长率下降,是 供给侧 的问题,而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可能产生 的问题,是 与全球长期停滞相关 的问题,即总需求 的不足。也就是 说,前一个问题我们看到 的是 潜在增长率下降,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保持增长,增长速度下行还是 一个长期 的过程。如果需求因素导致不能达到潜在增长能力 的话,经济增加下滑 的速度就很快、很剧烈。  图5显示 的是 第一个转折点之后,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以后,人口红利 的消失以及潜在增长率 的下降。当时,我们也预测了潜在增长率 的下降趋势。后来实际情况也证明了,实际增长率跟潜在增长率 的预测是 吻合 的。这个高度吻合说明什么呢?第一,我们 的预测是 准确 的,第二,我们达到了自己 的潜在增长率。因而中国经济没出现问题,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发展还是 长期向好 的。这个变化是 符合发展规律 的一种趋势,所以从那个时候至今,我个人 的研究关注于用改革 的办法提高潜在增长率。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中国经济面临 的需求因素会制约潜在增长率 的发挥。但是 ,由于全球经济环境 的变化,特别是 新冠疫情之后,中国经济可能会遇到需求侧 的制约。如果这会使我们 的潜在增长率不能实现 的话,可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 的节奏就更快了。这正是 为什么我们提出国内循环为主,打造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 的出发点,主要就是 为了挖掘需求 的潜力。  图5 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  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因需求因素 的制约,而实际增长不能实现潜在增长率 的情形呢?回答是 肯定 的,日本就是 一个例子。日本银行(央行)每个季度都计算一个GDP 的潜在增长率,事后也统计到一个实际增长率。以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也就是 说,把实际生产 的产出增长速度,减去生产能力可以达到 的速度,得出 的差额就叫做产出缺口,或者叫增长率缺口(图6)。如果这个差额是 负 的,说明实际增长没有达到潜在能力,是 不希望看到 的情形。日本在1990年泡沫破灭,对经济 的刺激效果延续了一段时间,因此在当年第四季度实际增长率还大大高于潜在增长率,增长缺口为正值。接下来随后就越来越往下掉。大概从1993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一季度,绝大多数年份产出缺口都是 负 的。也就是 说,这些年在多数 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增长没有达到自己 的潜在增长能力。大家还应该知道 的是 ,日本计算 的潜在增长率其实非常之低。也就是 说,即使在潜在增长率已经很低 的情况下,日本仍然还没有实现自己 的潜在增长能力。可见这种现实是 存在 的,值得我们注意和吸取教训。  图6 日本经济 的产出缺口  我们来看一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 的需求因素,即“三驾马车”中各种因素 的状况是 怎样 的,也可以说如何看待我们 的需求因素,与如何判断当前中国经济 的发展阶段是 有关系 的。同时,我们如何应对三个主要需求因素面临 的挑战,也是 我们打造双循环新格局最根本 的政策着力点。  我们先看外需。  在座也有很多经济学家,也有很多首席经济学家,经常会用国家统计局颁布 的数据看“三驾马车”是 什么状况。如果简单看国家统计局提供 的三个主要需求因素对GDP增长 的贡献率,感觉会遇到一个悖论。大家会看到去年外需 的贡献即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率仅为11%,而过去多年都是 负 的。我们 的外需是 什么呢?在统计概念上就是 出口减去进口即净出口。由此,我们看到外需已经是 负 的了,不重要了吗?这是 一个疑问:外需是 不是 就不重要了。第二个疑问恐怕更荒唐,有人会说我有一个很好 的办法解决外需 的贡献,只需减少进口就可以了。这就得出一个重商主义 的结论。  但事实上不是 这样 的,我们 的国际贸易还是 重要 的需求贡献因素,因此有 的研究者把统计指标体现 的统计概念转化成经济学概念,重估了外需 的贡献,也具有重要 的政策含义。对外经贸大学吴珍倩等几位作者研究,发现在1995-2011年期间,外需对GDP增长 的贡献率仍然可以高达22%。而按统计数据来算,同期外需 的贡献率只有2.5%。我所引用 的这个重估数据 的具体数值及其准确度并不重要,但是 这个研究体现 的概念是 对 的,也就是 说外需仍然重要。因此,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自身 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我们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独特地位、连接性和韧性,牢牢地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坚定地避免脱钩。  三驾马车 的第二个因素就是 投资。  应该看到中国投资需求 的一个趋势,必然是 对GDP 的贡献率逐渐降低,近些年也确实大幅度地降低了(图7是 根据世界银行 的投资率数据进行 的国际比较)。同时,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 的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凸显。  第一,过度依靠投资,实现高增长,这是 高速增长时代而不是 高质量发展时代 的特征,也是 我们要解决 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任务之一。  第二,中国潜在增长率长期向下,规律叫做“回归到均值”。这个概念用在增长率上 的适用性,当然也就影响投资需求和投资 的贡献率。  第三,因为中国经济增长 的外部环境即全球长期停滞还在继续发生,去全球化可能还会加速,因此投资贡献也不可能保持以往 的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长期高于其他经济体 的投资贡献必然会下降,这可能是 一段时间 的趋势。  图7投资率 的国际比较  三驾马车 的第三个因素是 最终消费。  和投资贡献正好相反,消费贡献长期以来比其他主要经济体都低很多。从世界银行关于投资率(最终消费在GDP中 的比重)看,中国消费率长期以来偏低)(图8)。而从我们自己 的数据看,最终消费拉动经济 的贡献(百分点)近年来是 降低 的,而对GDP增长贡献份额(百分比)稳步提高。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70.0%,城乡居民分别占78.2%和21.8%。很自然,居民消费特别是 农村居民 的消费、低收入群体 的消费,应该成为越来越重要 的拉动经济 的需求因素。这应该也是 我们促进双循环政策 的重点。  图8消费率 的国际比较  促进居民消费靠什么呢?当然是 要靠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有三个要点,分别是 收入 的增长、收入 的分配和再分配。  从收入增长看。GDP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总体趋势是 一致 的,但是 在不同 的时期,孰快孰慢不尽相同,在过去更多 的时间里,GDP比居民收入 的增长更快一些。党 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GDP增长(图9)。居民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甚至居民收入增长超前,对于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番,打赢农村脱贫攻坚战做出了贡献。未来我们必须至少保持两者之间 的同步性,否则 的话很难长期可持续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的消费需求因素提高。  图9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与GDP增长  从收入分配来看。图10中显示出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中,占户数20% 的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平均收入之比,以此表示收入差距趋势。其中自下而上三条曲线分别表示城镇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农村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平均收入比,以及城市最高收入组和农村最低收入组收入之比。  图10五等份中最高与最低收入组平均收入比率  总 的趋势是 ,每一个收入组 的收入都在增长,反映了整体和各人群收入水平提高 的效果,但是 ,各人群相对改善 的速度还不足以消除差距。因此,我们还有巨大 的潜力改善收入分配。  我们过去收入分配靠什么改善呢?应该说政府 的基本公共服务等等,政策都起到了作用。更主要 的是 靠劳动力市场 的初次分配效应,也就是 劳动力市场发育、劳动参与率提高和居民就业增长,因此低收入家庭、非熟练劳动力获得了更高 的收入,改善了收入分配。但是 这种改善不能导致差距 的根本缩小。同时,在新 的高质量发展时期,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机制改善收入分配 的潜力越来越小。因此,下一个扩大消费内需 的政策关键点就是 再分配。  从图11中可以看到,波动 的曲线是 不同国家 的基尼系数,这些国家 的排列方式是 按人均GDP从低到高进行 的。  图11基尼系数缩小 的根本办法是 再分配  可以把每个发展阶段各国 的平均基尼系数算出来。可以看到,中等偏上收入基尼系数大概在40%左右,也就是 说收入差距比较大。而一旦进入到高收入阶段,比如到了12000美元到15000美元人均GDP 的阶段上,基尼系数一下就缩小了。过去我们不知道这是 什么因素造成 的,大家提出很多假设,其实没那么复杂,这里面也没有太复杂 的道理。唯一 的道理就是 ,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 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平均而言,再分配把OECD国家平均 的基尼系数缩小了35%。中国2019年 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万美元,“十四五”期间应该跨过人均12000美元这个高收入门槛,在这个时期我们应该加大再分配力度,大幅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同时依靠收入增长、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共同发挥作用,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保持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的需求因素改善。  谢谢大家!扫二维码 3分钟开户 紧抓牛市回调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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